原来你熟悉的明月山曾经是

“爱我就带我去明月山”,这句宣传语已是家喻户晓、响彻国内外,明月山是一座多情的山。或许有人并不知道,明月山还是一片红色沃土。1936年,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曾在这里高举镰刀斧头的红旗,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追寻。

时针拨回1935年6月,以武功山为中心的萍乡、宜春、安福边界地区,红军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失利,特别是原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后的一段时间内,形势更趋恶化,游击战争几乎无法持续。在这个关键时刻,原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于当年7月在莲花县召开了“棋盘山紧急会议”,组成了新的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选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谭余保任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委。会议还决定:整编部队,加强武装力量,迅速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当年7月,组成了茶(陵)攸(县)莲(花)中心县委;10月,建立了攸(县)醴(陵)萍(乡)县委;12月,又在安福泰山乡高峰村的大江,正式成立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萍宜安中心县委所属的两个游击大队,一个驻宜春仰山的古庙、明月山营里;另一个则活动在宜春城南30多公里处的涧富岭、汤溪、仰峰、年峰和章庄以东一带。由于驻萍乡大安里的伪省保安师新老八个大队,不断对大江发起疯狂进攻,1936年三、四月间,萍宜安中心县委由大江转移到宜春的古庙和明月山麓的南惹一带。与此同时,湘赣省委机关和教导队、特务队等人员,也由茶攸莲地区转移到明月山营里的陡水湾。一个月以后,又由陡水湾迁移到南惹,同萍宜安中心县委汇合一起。

谭余保到达南惹后,走家串户,找来易开甲、姚才珍、姚、易坎吉等农民座谈,调查情况。在访问座谈中,了解到南惹村后的瑞庆塔山那里,群山崔巍回环,危崖壁立千仞,塔下又有瑞庆寺,可以住人,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便由易坎吉做向导,率领省委机关干部前往瑞庆塔山。

瑞庆塔山周围数十里内,无一住户,唯一古寺也年久失修,墙垣倒塌破败不堪,加上战争的影响,寺里和尚早就跑光了。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湘赣临时省委发动全体红军战士,披荆斩棘,一面整修寺庙,一面在寺的周围搭建营棚,进行营房建设,同时还在寺门前劈坡填坑,修建了一块100余平方米的场地作为红军的练兵场。这样,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下,基地修建一新,省委领导谭余保、曾开福和颜福华等在寺内办公和住宿。谭余保住在寺右边的观音堂里,其余红军战士则住在寺的周围,有的住在窖上冲、沙幡庵、三层石下、躲反洞、猴房岩,有的则住在深山冲窝和岩石下面,医务室则设在鹅公岭。

瑞庆塔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塔。它形似塔,实际上是直插云端的石笋。它周长约四十米,高近百米,底层大,向上不断缩小。石笋的中间,从下而上,有五六道环绕的缝痕,望去,像是一层层叠上去的,与塔的屏叠酷似。它矗立在一堆乱石隆起的石堂上,独立不群,呈灰白色,同周围的青杉翠竹相辉映,显得格外雄浑高大,像一把利剑直刺云霄。

湘赣临时省委在古庙期间,坚持把依靠和发动群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针对自己在游击斗争中的实际和特点,常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深入各个村庄,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省委主要领导谭余保等人也常常走访古庙、瑞庆塔、塘佳山等地,与方圆数十里的群众亲切谈心,向他们宣讲红军政策,发动古庙人民积极投入游击战争。经过他们做工作,古庙人民的革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以当时加入红军为例,在南惹村的10余户住户中,就达30余人,还有上山、古庙、白云、吊桥、斜油岭、七过、塘佳山等地,参加红军、投奔革命的人数占全村住户的90%以上,如南惹村的易开甲、易潘昌,东庄的肖建初,南庙六口的曾根牙以及宜南木排山纸槽徒工郑冬明(慈化人)等,年仅十几岁,都积极参加红军。

3月26日,记者找到易开甲的儿子易月昌,他深情地讲述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我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向导,打探敌人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向红军报告。有一次,把他吊起来打,要他说出红军的藏身之地,但他只字未提。”

据史料记载,当时许多群众为支援游击战争,在敌人对苏区控制十分严密的情况下,秘密给游击队通风报信,送盐、送粮、购买生活物品和医药用品,支援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有的群众被迫带路来搜山追捕时,明知游击队在东边,就把敌人带到西边,快到游击队的宿营地时,高声大叫,暗示游击队走开。塘佳山有一名群众叫杨乾贞,因为帮助游击队买盐买米,被敌人抓住酷刑审问,宁愿从碉堡眼里爬出来摔死,也不向敌人透露半点情况。有的群众在支援游击队的活动中,经常打入敌人内部工作。1936年六、七月间,南庙村民何方(曾任南庙区第二联保主任,后谭余保为其取名为贺凤杰)通过萍宜安中心县委古庙上山村干部陈高升的引荐,暗中加入红军组织后,以联保主任的身份,向敌团总黄光甲的老婆购买了子弹一箱、手榴弹五枚,还给游击队代购了粮食、食盐、胶鞋、电筒、电池、油印机、蜡纸、布匹和各种军用品达数十次之多。

湘赣临时省委在古庙期间,先后派出许多人员,分赴各地,寻找失散人员,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派出龙珍任萍宜安中心县委书记,派出县委妇女部长李发姑和少共书记裴云章(后被捕牺牲于古庙),去组建宜安边区委,管辖宜春的古庙、塘佳山以及安福的章庄、白沙、壶丘江口、七都、罗家屋一带。另外,谭余保等人常常做发展党组织工作,在古庙的南惹村发展了易开甲、姚、姚华崖等为党员,并和这些党员在老庵碓下,举行了新党员的入党宣誓,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党支部,易开甲任支部书记。与此同时,在古庙的上山村发展了陈俊升、陈德升、陈科升等人为党员,建立了第二个特别党支部,陈俊升为支部书记。随后又在古庙村的下山村发展了龙仁才、陈棠升、陈高升等人为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龙仁才为支部书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们在宜春的古庙、塘佳山,安福的章庄、白沙、罗家屋等地,共发展了党的特别支部十余个,党的支部30余个,党员100余人。在古庙村,记者找到了陈德升的孙子陈耀生,他说:“父亲生前常跟我讲爷爷参加革命以及红军与当地老百姓鱼水情意深的故事。”

湘赣临时省委在半年来的游击队活动中,特别重视和加强武装斗争的开展,首先积极进行地方武装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在聚集各地失散人员归队后,将原苏驻武功山地区的第五、六游击大队改编为省苏直辖的第三、四游击大队,随后,又将这两个游击大队与省苏驻茶攸莲地区的二、三、四3个游击大队,合编为苏统一指挥的第一、二、三、四游击大队,在大力整顿和加强武装力量的同时,紧密配合中心县委的军事行动,向敌人开展广泛的军事袭击,其中著名的军事袭击有:

“油田奇袭”。1936年6月20日,刘培善(兼任一大队政委)、段焕竟(兼任一大队长)率领一大队从安福的罗家屋出发,奇袭吉安县的油田伪区公所。此战歼灭敌人保安中队一个排。随后,在返回途中,游击队又化妆成敌军,在安福北乡的陂斗村,未发一枪,俘获敌人一个小队,缴获30余支,子弹数千发。

“涧富俘敌”。1936年某月,王萱春(四大队长)、刘别生(四大队政委)领导四大队,在涧富岭与刚从烟洲、严台收月捐返回的敌保安团某班相遇,敌保安团以为我游击队是军大部队,站立路旁让路,游击队趁其不备,迫令交枪,我军未发一弹,俘敌一个班,缴枪12支。

“夜袭洲湖”。1937年3月,游击队得知安福县长朱孟珍视察洲湖的情报,决定奇袭,刘培善、段焕竟率领一大队100余人,由安福七都出发,经七谷山、谷园山,6小时急行80里,于3月9日晚,在风雨交加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区公所,全歼敌保安中队,缴获长枪30余支、短枪10余支,活捉并枪决了敌县长朱孟珍。洲湖一战,游击队声势大振,伪省政府也深感震惊。

“火烧碉堡”。在向敌人进行军事袭击的同时,各游击队还烧毁了敌人不少碉堡,据粗略统计,驻扎在武功山、明月山地区的一、三、四3个游击大队,在宜安边界和古庙附近,烧毁敌人的碉堡不下10个,如宜南婆官坳的碉堡,就是刘宝碌(三大队长)带领的三大队去烧毁的,涧富岭的碉堡就是王萱春的四大队去烧毁的,还有安福固江亭和安福南乡的碉堡,是刘培善带领一大队去烧毁的。

这些武装斗争的开展,不但给敌人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予以重点打击,且为后来整个湘赣游击斗争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如根据地的发展,发展得很快也很好,武功山、明月山各个地方,已互相连成一片,许多地方如宜春城南的洪江楼上、仰峰和安福的章庄等地,游击队白天都可以进出自如,敌特却不敢进去,部队的给养充裕。到1937年后,游击队活动更遍及萍乡、宜春、分宜、永新、莲花、吉安、安福、攸县等9个县境。到1938年初,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时,的地方政府只盼游击队早日离开苏区,对游击队的要求,尽力给予“满足”,可见,当时此地的革命形势是一片大好。在洪江镇汤溪村的谢氏祠堂,记者找到了一处红军驻扎此地时留下的十大政纲,字体苍劲有力,虽然历经80多年,但大部分文字保存完好,据有关专家介绍,这是明月山地区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仅有的文字记载红军战斗过的史料。

湘赣临时省委在古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的工作开展,却很出色,成绩巨大,对宜春人民革命的影响也很深,对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宜春人民的革命史册。

(来源:易志钟/图 记者谢文华 潘立南 胡志宏/文宜春市党史地方志工作办公室)